记录人生的每个瞬间
 

自我存档:从波尔坦斯基[1]到生命记录[2]

David Houston Jones

编者按:波尔坦斯基是法国国宝级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多以历史记忆、犹太人大屠杀以及生存和死亡为主题。他认为人生无常,人类对抗死亡的方式,是记录人生的每个瞬间,于是他尝试将自己的童年生活以及个人的生活经历,通过自己存档的方式记录下来。随着科技迅猛发展,智能手机功能逐渐丰富,可穿戴设备越来越普及,记录人生的每个瞬间不再是艺术家的梦想或科学家的专利,更多人开始加入生命记录活动,记下自己每天的运动情况、所见所闻,甚至脉搏呼吸和身体的能量水平。生命记录借助各种设备和软件为记录者提供身体数据,协助其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也以记录或直播方式让记录者与亲友分享生命体验,增强互动和联系,记录回顾生活的细节或许还能促进自我认识。

波尔坦斯基

生命记录可算是一种特殊的归档实践,而多年前法国艺术家波尔坦斯基的作品曾对这一实践进行过创造性尝试。近年来,生命记录活动飞速发展,人们记录、分析自己的生活,有些人还在网上分享个人数据。在此我们关注的是通过生命记录活动产生的海量个人档案,以及生命记录活动所展示的人们想要把个人生活经历更完整更丰富地记录并保存下来的强烈愿望。人们收集涉及个人行为和生活经历的数据,催生了“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运动。这一运动将个人数据进行解读和讨论,目的是为了实现个人的健康和幸福生活。这一理念也把自我存档的实践加入到原本只关注于自我表达的艺术创作与建立个人档案的讨论之中。

近年来,波尔坦斯基为人熟知是在公共空间布置宏大的展览项目,例如在巴黎大皇宫展示的作品《无人》(Personnes2010)。冬季的大皇宫暖气全无,中庭堆放了如纪念碑一般高大的旧衣堆,机械手时而抓起一堆衣物,又缓缓抛下。场地的其余空间里,旧衣物铺成一个个长方形。人们说像这样的作品展现了历史记忆的“场景”,有别于法国历史学家诺拉(Pierre Nora)提出的“历史记忆的场所”。波尔坦斯基这样的艺术家为那些不可忘却的纪念奉献了一场“难得一见的奇观”。他的这一系列作品震撼人心,与他嬉笑作态、以暗喻手法进行角色扮演的作品[3]形成鲜明对比。然而我认为,角色扮演的作品已事先带有将生活进行档案记录的意念,亦可与关注文化记忆和纪念的作品等量齐观。虽然在这些作品中波尔坦斯基常常对档案存档一事语带讽刺,但实际上发出这些评价已经表明他对档案实践的关注,并且不知不觉中深受档案理论影响。在这个生命记录蓬勃发展的时代,他参与档案实践的方式又可解读出崭新的意义。

波尔坦斯基在巴黎大皇宫展示的作品《无人》

波尔坦斯基的早期作品《喜剧小品》一例

1969年,艺术家波尔坦斯基出版了一本名为《童年自述1944-1950》的小册子。在这部本身就带有档案记录意义的作品中,波尔坦斯基坦陈意识到生命无常让他迫切地想把自己的生活记录下来。他写道死亡是件“遗憾的事”,而唯一的应对之法只有事无巨细地记录下“人生的每个瞬间”。这一主题不免让人联想到波尔坦斯基的早期职业生涯中曾像滑稽演员一样扮演的角色,而且那部作品最初发行是以邮件艺术的方式,邮寄给选出的100位收件人,给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本书目前在市场上已经难觅踪影,图书馆和档案馆里还有保存。而我认为这本书的重要性在于,它关注的是艺术家的个人档案。这种对档案关注的自我意识,源自于“具有讽刺意味的自我反省”以及对档案概念的解构,但其含义远远不止于此。波尔坦斯基的作品诠释了2004年福斯特(Hal Foster)发表的杂文《存档的冲动》中曾经期望出现的场景。随着关于机制批判的争论逐渐明晰,2008年布雷克(Sue Breakell)籍此又深入分析,提出“像图书管理员一样的艺术家转变成了像档案工作者一样的艺术家”,以及“在艺术的对话中,档案的意义也暗含其中”。尽管说来好像是开玩笑,我认为波尔坦斯基作品中带有档案意义的根源,实际上与档案工作的实践紧密关联,最近迅猛发展的生命记录和自我追踪记录活动其实也是如此。这些活动的发展促使我们意识到艺术实践与档案存档的相互关系,并有助于我们重新评估档案实践在艺术创作中所起的作用。

首先我们来看看波尔坦斯基在《童年自述》中说出的惊人之语,特别注意其中他想借助自我存档来推翻死亡统治的豪言壮语,然后我们再来评价他涉及档案意义的陈述。

“死亡是怎样遗憾的事,我们理解得总不够透彻。说到底,我们都无法予它迎头痛击。医生也好,科学家也好,不过是签个妥协条约。他们总是在一些细枝末节上挥来挡去,拖延它几个月或几年,但最终难免功亏一篑。我们要做的是直击问题的根本,这需要集体共同的努力,而集体中的每个个体都是为了自身以及所有人的生存而努力。

“每个人都应当以身作则,所以我决定由我自己来施行这个在我内心盘桓已久的念头:保存一个完整的自己,记录下人生的每个瞬间、陪伴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件物品、我们说出的每一句话、我们身边每一个人所说的话,这是我的目标。这个工程总量浩如烟海,而我可借助的手段薄弱而有限。我为什么没有在之前就采取行动呢?我想要收集的最初阶段(194496-19507月)的所有内容,因为疏忽大意几乎都已散佚殆尽。历尽千辛万苦,我才挖掘出这么一星半点的资料展示在这里。为了证明它们真实无误,标记出它们所处的精确时间,这些资料都经过反复质疑、详尽研究。

“然而以后要付出的努力还数之不尽,未来不知多少年还要继续搜寻、研究、分类,直到我的人生已收集完整、仔细整理、分类标记、置于安全处所——防止被偷盗、避免遭遇火灾和核战争,从此以后可以随时取出以备检视。或许在此后我终于可以安然长眠。”

人类生存的前景在于档案事业:为了这个目标必须付出“巨大的集体努力”,这一努力在对抗死亡的斗争中比医生和科学家微不足道的成就更行之有效。一旦波尔坦斯基叙述中想象的档案举措切实实施,如他所说,他的人生将会“安然无恙”地保存在一处安全的场所。此处特意用“我的人生”来措辞,而不是说这些文件记录不过是生活的替代品,具有讽刺喜剧的效果,引人联想起波尔坦斯基的滑稽电影和早期使用丑角扮演的作品。

这种引人争议的说辞和举措,无疑在他《尝试重建波尔坦斯基1948年至1954年间之物品》(1970-1971)的作品中“重建”过去、伪造“真实”物品,而算是达到了顶峰,但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尽管他在《童年自述》中修辞夸张,表明他与档案的互动带有游戏的意味,但让我们先仔细审读他的文稿,而后再为之定性。正如霍布斯(Richard Hobbs)曾提出,《童年自述》中的表述“自命不凡又轻率无礼,对档案事业的雄心壮志措辞夸张,实际运用的手段却常是拙劣模仿的滑稽作品”。这部作品中充斥着档案理念与滑稽讽刺的组合,标志着其意图并非仅仅是以拙劣模仿来搞笑。尽管随附于文字之后的照片明显是“伪作”(举例来说,照片中的那一绺头发肯定是最近修剪的,不可能是波尔坦斯基童年时的发式),但《童年自述》也标志着他对档案整理过程深入而长久的投入。正如霍布斯所说,“波尔坦斯基并不是在嘲弄档案工作,他在研究探索档案工作的具体实践”。这种探索贯穿了波尔坦斯基的整个职业生涯,进入二十一世纪波尔坦斯基作品的特殊表现形式更进一步阐明了他的档案理念。

自我存档最极端的例子,无疑是2010年开始为波尔坦斯基拍摄记录其生活的影片。在他的工作室里安装摄像头持续记录他的生活,这一理念是严格意义上实现了《童年自述》中想要达成的目标。与此同时,这一操作方式提供了以支付“养老金”的经济模式来构建档案事业的可能。这一项目的模式和传播方式,取决于波尔坦斯基余生的长度。这个项目由塔斯马尼亚岛的收藏家沃尔什[4]发起。拍摄工作将持续8年时间,而他有权买下这部影片。收购的价格则要看波尔坦斯基能否坚持到影片拍摄完毕,还是在拍摄中途辞世。而且,这部作品是按照支付养老金方式来进行的:“[沃尔什]想买我的一幅作品,不过我提议他付我养老金来买我的生活吧。”值得注意的是,波尔坦斯基再一次将“我的生活”具化,仿佛它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一件商品、或者是可以存档的人工制品。由于采取养老金模式来提取报酬,沃尔什支付的款项是逐渐递增的。从开始拍摄到项目结束的8年时间里,波尔坦斯基活得越久,能收到的报酬就越多。这似乎暗示着不管通过档案模式还是经济模式,要想理解“生活”是怎么回事,都不是容易的事。将未来不可知的生命长度当作养老金模式中的抵押品(允许其资产净值逐渐释放,例如以房屋作抵押就可以将房屋价值逐渐释放),在此波尔坦斯基的生活实际上成了可以买卖的物品。这一物品的形成根植于概念艺术和档案研究。波尔坦斯基的这一举措,表达了他热切希望能有这样的尝试。

沃尔什和他位于塔斯马尼亚岛上的Mona博物馆,此处是博物馆的入口

沃尔什的Mona博物馆外观

表面看来,这个项目意味着波尔坦斯基会把自己的余生经历都记录下来,而他余生的经历都将和档案记录密不可分,而2009年波尔坦斯基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曾提到过这种境遇。访谈中波尔坦斯基说“如果一个人耗尽一生只为把一切都保存下来,那他根本就没好好活过”。对于保存艺术作品,他也是抱持这一观点:“保存下来的东西都失去了实用意义,因此也就即刻死去。所有展示出来的东西都只能像照片一样,是个死物。”波尔坦斯基使用“橱窗”形式的早期作品都是这种直觉的延伸,而这一观点也隐含对档案馆和博物馆的批评。然而这种语言与行动的矛盾虽然不免让人觉得无所适从,但也给我们以其他的启示。这一拍摄生活项目回应了波尔坦斯基1969年表达的热切期待,特别关注了记录的全面性和保管的安全性。摄像机在波尔坦斯基的工作室中不停运转,理论上使记录波尔坦斯基人生的“每个瞬间”成为可能,影片实时传送到位于塔斯马尼亚的一个洞穴——以防范波尔坦斯基所想象的灾祸(遭遇偷盗、火灾和核战争)。特意采用这样的形式,既抛弃了“橱窗”系列中呈碎片状的记录方式,也表明他对档案工作的巨大投入,已经远远超出了原来玩笑式的舞台表演。

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并于2010年重新采用拍摄影片的方式,都指向近期与波尔坦斯基的艺术作品产生共鸣的个人存档工作的飞速发展,并再次将个人存档与死亡的事实联系在一起。对波尔坦斯基来说,这种联系的基础是机制批判以及随着技术发展对存档主题提供的个人视角。1984年波尔坦斯基对于死亡的论断,以是否具有实用价值作为分割点(保存的照片无疑是个死物,这东西已经完全没有实用意义),但到2009年他认为:生活若只为了保存档案,那就等同于死亡。所有精力都耗费于存档事业,是否就意味着只能如行尸走肉一般生存?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技术支持。相对来说,事无巨细一一存档的幻想就是基于技术的支持,技术的革新可使记录者不必耗费太多时间便已记录下一切,并可轻松调取方便利用。最近迅猛发展的生命记录活动便是要实现这一愿景:“一切所见所闻所做,尽在掌握。不论何时何地回顾,随心所欲。”

顷刻间便可进入一个包罗万象的档案库,是波尔坦斯基早已在“记录人生的每个瞬间”中表达过的美好愿望。在本文第二部分,我认为应将生命记录和个人存档视为当代档案事业中的创新之举。它们开拓了档案收集的新设备,同时也拓展了档案管理的外延。正如波尔坦斯基的作品《波尔坦斯基的档案》[5]中虽然也呈现了一些幻象,但它包含着“真实的”个人档案,所以这份个人档案见证了艺术家经常从事着具有档案意义的艺术活动,内容丰富而鲜活——尽管作品中展示的材料并没有遵守档案管理的规则。由于波尔坦斯基对个人存档投入了大量精力,甚至与在艺术作品中扮演角色不相上下,那么他对于档案事业提出的言论便尤为可观。相较于波尔坦斯基的作品经常涉及宏大的文化记忆,他提出的“细微记忆”的概念或可与个人存档的过程相关联。特别要指出,波尔坦斯基在《童年自述》中虽然措辞夸张,却也是以实践为导向,他希望要保存两类在个人档案中较为常见的材料:照片以及文字或录音材料。如此一来,波尔坦斯基的档案将记录下他周遭的一切细节(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件物品),以及历次会面和谈话(我们说出的每一句话和我们身边每一个人所说的话)。先不说这些档案介质的具体含义,我认为新兴的技术已承诺可将保存个人档案的死物转变为一种生活方式:那就是生命记录。

波尔坦斯基自拍像

从麦克斯存储器(Memex)发展到生命记录

波尔坦斯基职业生涯的轨迹见证了个人存档活动急骤发展,特别是生命记录的诞生——通过持续记录保存海量的个人数据,并可方便地提供利用。波尔坦斯基拍摄生活的项目,产生于生命记录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之下。2009年,戈登·贝尔[6]发表了名为《全面回忆》的文章,影响深远。2011年文章改名《上传你的生活》付梓面世。贝尔涉足个人档案事业,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是他开创了“我的数字生活”(MyLifeBits)项目。他把自己个人档案中的一切纸质文本都扫描成电子文件,然后将这些电子文件进行整理,以方便检索。贝尔声称“我的数字生活”项目,“是保存了人的一生的所有痕迹,……包括全文检索、文字及影音注解以及超文本链接”。这项艰巨复杂的计划简直就是波尔坦斯基设想的翻版。它与波尔坦斯基所说“不知疲倦地自我存档者荒唐而难以实现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技术革新,特别是由于大容量硬盘的价格日益降低,以及小型便携式相机的出现,使这一切成为可能。虽然贝尔提出的设想十分独特,也要仰赖微软研究者最新研制的软件来运行,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波尔坦斯基的早期职业生涯中就特别展望过这两项新发展在个人档案管理中的运用,其实更早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范内瓦·布什[7]

72岁时的戈登·贝尔,他脖颈中挂着的就是早期的生命记录仪——微软公司特制的感应相机

各位读者或许熟知布什曾在二战期间担任美国科学研究局主任,然而正是他在1945年提出了麦克斯存储器的设想。用布什本人的话来说,这种存档系统“可以储存一个人所有的书籍、报告、通信记录,并且有快速而灵活的机制提供查询”。尽管其中提到的存档技术的手段细节已经过时了,例如缩微胶卷、以及“为方便阅读可投影在倾斜的半透明屏幕上”,但他描述的带有桌子、键盘、计算机显示屏的场景瞬间让人联想到二十一世纪的办公室隔间。布什对数据“痕迹”的理念不可思议地预言了后来的超文本链接,而他对检索数据时说明文字所起作用的理解则被贝尔全盘采纳。布什对大规模存储的预测具有先见之明,他预见了在办公室隔间里便可实现大规模数据的存储和搜索,因此使“一切”都归档成为可能。2002年,贝尔延续了布什对麦克斯存储器的设想,“将‘我的数字生活’项目定位为实现个人数据存储。这也是一种麦克斯存储器,但超越了布什的设想,可以管理音频和视频资料,可以进行数据库查询,并允许在用户界面中进行多个可视化操作。”贝尔声明“我的数字生活”项目也是一种麦克斯存储器,这意味着他将个人存档视为一个独立并不断发展完善的实体——诞生于1945年的麦克斯存储器,到二十一世纪初成长为“我的数字生活”项目。

工作中的范内瓦·布什

波尔坦斯基的艺术作品从侧面反映了个人档案与社会机构的关系,贝尔的试验项目则又进一步有所阐明。阿伯斯(Kate Palmer Albers)仔细审视波尔坦斯基作品《波尔坦斯基的档案》,认为他创作这一作品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将真实的档案安全地保存下来: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波尔坦斯基的人生“‘已收集完整、仔细整理、分类标签、置于安全处所——防止被偷盗、避免遭遇火灾和核战争’。将自己的个人档案整理装箱,将之称为一件艺术品,最棒的是还可以出售给一家大型博物馆,看来这个目标已经达成。”无独有偶,贝尔将在扫描完成后把他的全部个人档案(非纸质材料)捐赠给位于加利福尼亚的计算机历史博物馆。“最大的收益是,将这些杂乱东西都收入盒中,全部送去计算机历史博物馆——现在它们就是别人要操心的事了!”虽然贝尔的藏品并没有美学价值,但贝尔的数字化项目相比波尔坦斯基的《波尔坦斯基的档案》,就清理工作而言,是更为正式的一种尝试,而且它比波尔坦斯基在收集实体资料的工作上投入了更多时间和精力。

波尔坦斯基的内心有着“收集一切,保存一切”的冲动,而贝尔自己认为他对个人档案的理解,呈现在比尔·盖茨(Bill Gates1995年出版的《未来之路》一书中:“终有一日,我们能记录下一切所见所闻”。贝尔理念的关键核心在于计算机内存价格越来越便宜,不必每过一段时间就对之前保存的记录做出取舍,由此想要保存一切才有可能实现。而原来事事存档令人筋疲力尽的顾虑,在此看来已大大减少。早在2007年凯利[8]就曾有以下描述:生命记录的目标就是将一个人生活的所有信息记录并归档,这意味着将所有文本、声音信息、视频信息、媒体活动、甚至从身体的传感器上收集的所有生物信息数据都快速而准确地归入个人账号中。为了满足波尔坦斯基“记录人生的每个瞬间”的宏大目标,生命记录不仅将常规数据记录在案,甚至将我们自己无法感知的身体数据都加入其中。由此个人档案的内容已超出了我们的所见所闻,把身体的细节都囊括其中,例如心跳、能量水平、认知表现。有些人表示生命记录确实对身体健康有益。贝尔认为生命记录可以帮助记忆,而微软公司2007年的研究表明“生命记录技术捕捉到的信息线索——此处所指的是感应相机拍摄的图像,可以为个人过去的经历提供直接有效的联系”,因此或可为阿兹海默症和痴呆症患者提供帮助。此外,有人认为生活记录提供越来越详细的数据会带来更大的健康助益,例如显示个人所在位置或可有助于加强自我监督,从而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

尽管想要保存档案的念头与艺术创作看来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两者巧妙地融合在波尔坦斯基最近的创作中又有所体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心脏之音》展。该作品于2010年首次展出,也再一次表明波尔坦斯基对于远程存档的执着:就像拍摄生活的影片数据是保存在另外的场所,这次展厅里的记录亭负责录制,数据将储存在遥远的日本濑户内海的丰岛。参观者可以在记录亭里录下自己的心跳声,也能选择收听这些录音,而数据随后将归入位于丰岛的档案馆。波尔坦斯基明确地将该作品与“细微记忆”项目联系在一起,这次不再是大规模的文化纪念活动,而是强调存档与个人记忆的关系。纵观波尔坦斯基的一系列作品,《心脏之音》使得他一贯对于逝者、大屠杀和纪念的关注显得更为立体与丰富。将之与2010年在巴黎展出的《无人》和《之后》两项展览并列来看,这种联系显得更为强烈。这三项作品都结合了大家熟悉的主题,向观众展示指向人类生命的痕迹,《无人》展览中用了大量堆积的衣物、《之后》展中如鬼魅般的投影、《心脏之音》中人类心跳的录音。若说《心脏之音》这一跨洲大展和《童年自述》一样,是波尔坦斯基的档案理念和天马行空的幻想相结合的产物,但它再一次证明其主题是深植于现实思考。生命记录时代已见证了用于跟踪记录活动的小型便携设备的飞速发展,《心脏之音》初展两年后的2012年,Stethocloud软件问世,使用该软件后,在智能手机上连接“听诊麦”,就可以将心跳数据传送至计算机,其外型和功能就相当于波尔坦斯基展览中“录取和收听心跳”的设备。实际上,《心脏之音》展览中的场景,特别是在记录亭中穿着白大褂帮助人们录制心跳的助手,也是含蓄地承认“数字健康”(e-health)的发展。近年来,新开发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已经可以仅仅使用手机中自带的内置相机跟踪并记录心跳。另一项飞速发展的发明是小型便携相机,小型相机理论上可以随时捕捉我们身边的画面,极大降低了生命记录中数据错误的可能。2013年《美国预防医学杂志》出版一期特刊,讨论未来这类相机所能带来的健康助益,而且感应相机也确实是贝尔的“我的数字生活”项目中不可或缺的要件。

位于日本丰岛的心脏之音档案馆

Memoto生命记录仪外形小巧,只如普通邮票一般大小,可以夹在用户的外套上,便于随身携带。通过将相机与iphone应用程序绑定,可以每30秒将生活中的场景汇聚到网络上保存下来。

stethocloud软件的听诊麦,只需插入智能手机的连接口后按指示操作,程序便会捕捉需要的信息并上传到云端服务器来消除杂音变成分析样本,分析结束后反馈信息将会发送到用户手机上

量化自我与人生的可描述性

量化自我的理念与跟踪记录自身生理数据密切相关,不言而喻是涉及个人数据的生成与归档。2007年《连线》杂志[9]的前编辑沃尔夫(Gary Wolf)在旧金山成立了“量化自我”组织,此后这一词语便逐渐街谈巷议。截至2014年在量化自我网站注册的组织遍及世界各地,从欧洲到北美、亚洲、拉丁美洲、非洲(非洲仅在开普敦有一个量化自我组织),势如星火。“量化自我”微博上晒出自我跟踪记录的数据项目,有时还带有上传者亲自拍摄的出席各种社团聚会的视频。“量化自我欧洲大会”、“纽约市量化自我聚合群”,从会议名称便可一窥会议的正规程度。这些记述主要想表达三个问题:“你做了什么?”、“怎么做的?”、“从中学到了什么?”。这些项目的介绍给人的印象是,这种常见的记录手段可以运用于各种场合,如斯万(Melanie Swan)所言“量化自我活动是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获取信息,并按照所获取的信息采取行动”。由于很多人获取个人数据是为了将来或许会用于医疗诊断,随着量化自我运动的发展,人们可以更为便利地掌握个人数据,也促使我们对于原来医疗记录的范畴要给予重新定义,这一趋势也称为 “有关我的一切事,我全部要参与”(nothing about me without me)。这种信息所有权的改变似乎意味着信息民主化,此举只会对病患者更为有益,这种自我跟踪记录方式的好处也很直观。

凯利,《连线》杂志的创始主编,2007年他与同事沃尔夫共同提出了“量化自我”的概念

然而量化自我概念传播的同时,总有另一个疑问如影随形:自我可以量化吗?斯万认为自我测量并非一个全新的概念,举例来说16世纪帕多瓦的桑克托瑞斯(Sanctorius)就曾将自己每日的吃喝拉撒都一一称量,并坚持了30年之久。而且,斯万认为量化自我也有类似的哲学先例,例证则可从伊壁鸠鲁派说到海德格到福柯的“关注自我”。然而,举福柯为例实际有误,因为从福柯1969年问世的《知识考古学》直到他1984年逝世前不久出版的《关注自我》,自我的话语构成理论一直是他主要的一个议题。福柯认为自我是通过话语构建:身体受制于社会规矩的框架,我们的身体行为本身必须通过话语来理解。与之相反,量化自我认为身体语言仅仅是它生成的数据,这些数据可以通过自我追踪记录获取。自我追踪记录符合福柯式的设想,脱离了机构权力所及,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它与生俱来也带有自身的规矩模式。量化自我运动的核心内容是让人们记录自己的生活,这一理念是建立在人生“可描述性”的基础之上,其方式倒是符合福柯在1975年出版的《规训与惩罚》中所说的要增加普通百姓话语权的观点。福柯在此书中写道,几个世纪以来“著述的门槛”对普通民众来说高不可攀,只有名人的生活才会留下记载。然而,18世纪以来新兴的规训方式“降低了门槛”,使得普通个人也可以成为描述的对象。

“因为规训构架十分严格,所以这种新出现的描述对象和方式也格外引人注目。自18世纪以来,与规训机制的发展曲线相一致,儿童、病患、精神病人、囚徒都愈加容易成为个别描述和生平记载的对象。这种把现实生活变成文字的做法不再把人英雄化,而更为客观化。”

生命记录可以帮助个人更多参与医疗决策和治疗进程,对于促进个人能动性具有巨大潜力,但量化自我运动中或许还潜藏着福柯所说客观化的阴影。虽然自我跟踪记录并不一定意味着要让你的数据为他人可见,(贝尔本人对于生命记录与生命博客是有严格区分的),实际生活中跟踪记录下的数据大多会分享,而分享数据是量化自我博客和量化自我大会上倡导的一项指导原则。数据分享主要有两大后果:已经分享的个人数据难以删除;数据分享之后产生的自我概念。量化自我博客上的不少自我追踪记录项目都公布自己的个人数据,据斯万观察“在‘宣讲大会’上,记录者们济济一堂,在信任、分享、互惠的气氛中,共同讨论记录项目、使用的设备、方法技巧和各自的经历。”根据斯万的分析,公共活动是量化自我的核心,而公共活动却会对参与活动的个人产生与个人视角相矛盾的结果。

“量化自我的概念源自于n=1的个人自我追踪记录,但其中不久就会加入其他变量而成为‘群体数据’——这种多个量化自我数据聚合的想法便是源于记录者彼此分享数据、协同工作的结果。”

“多个量化自我”的概念是向多人数据协同分析跨出了重要一步,也意味着准确地说,量化自我协作的产品和对象是多个自我。另一方面,量化自我虽然是数据驱动,但可能是前所未有的认识自我的途径,如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所言,“这些数据可能最终会揭示出我们内心深处真实的自我,我们真正的需求和最终应去向何方。”自我认知的动力始终隐藏于量化自我的过程中,但其表现形式往往只是些数字,而全无孰优孰劣的指向性。莫洛佐夫提出自我跟踪记录的数据可窥见自我的踪迹,在沃尔夫和凯利的言论中便可见一斑——他们二人合作创立了旧金山的量化自我组织。2007年凯利发布评论称“新世纪的核心问题是:我们是谁?个人是什么?作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人性是一成不变的吗?人性是神圣不可违背,还是会无限膨胀的?”凯利将这些对自我的诘问归结到以数据记录的角度来认知自我:

“我们认为这些玄奥的问题要到个人身上找答案。个人通过加深自我认知,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精神状态,真正地改变将很快来临。加深自我认知有许多途径,我们对一切方式都抱持开放态度。然而,在此我们特别选择了一条未有前人的道路,却是出于理性的思考:一件事物若无法评估测度,则根本无从谈改善。所以我们致力于寻找更多能够计量自我数据的工具和方法。”

凯利“量化自我”的概念是量化自我运动中较早期的纲领性声明:尽管措辞简短,他列出了一系列“建议获取”的数据:包括“个人基因组序列测定”、“跟踪定位”、“数字健康档案”、“风险/法律权利/义务清单”,涉及范围最广的便是“生命记录”。这一构思中另一个关键因素可从其措辞中一窥究竟:此处他毫不掩饰地使用“我们”作主语,标志着关注共享和集体数据是量化自我后续发展的一个特征,同时此举也使得自我的概念不再那么鲜明。凯利使用第一人称复数,显然是由开宗明义的第一个问题“我们是谁?”引申而来,通过自我跟踪记录来认识自我则是由“个人是什么?”这个问题自然生发得出的结论。

2010年,沃尔夫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数据驱动人生》的文章,文中写道“在受量化自我吸引的背后,我们有一个设想:人生的难题都只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手段帮助我们清醒地认识我们是谁”。尽管沃尔夫对于目前的手段也有些保留态度,因为它们对于探知人类的情感无能为力,然而沃尔夫的“设想”似乎成了量化自我的指导原则,并再次认定共享数据是认知自我的未来前景。沃尔夫认为,量化自我真正的潜力在于“全球超级智能云”的出现。这种神奇的存储方式不仅支持共享数据具有重要的意义,还可以将不同的云端存储集合起来。事实上,沃尔夫认为将云端存储数据合并,有望产生更准确的结果:用莫洛佐夫的话来说:“我们真实的自我会发声,它一直想方设法与我们沟通,我们要做的只是找到合适的仪器来接收讯息”。莫洛佐夫认为,沃尔夫所说的真实自我是“固有的、始终一致而又抽象的”,全面的自我跟踪记录可使之显现:通过记录身体产生的所有数据,“一个数字化形象的真实自我即刻现身”。沃尔夫认为量化自我拒绝“慵懒地躺在精神分析师的沙发上”用语言描绘自我。“自我跟踪记录者是在探索另一条途径。不是通过谈话和书写来拷问内心世界,他们使用的是数字。这是在构建一个用数字量化的自我。”

(李燕)



[1] 波尔坦斯基:Christian Boltanski,是法国著名的雕塑家、摄影艺术家、画家和电影制作人。他于1944年出生于巴黎,父亲是乌克兰的犹太人,因此对于犹太人遭大屠杀的记忆在其各种作品中时隐时现。他从1958年开始学画,1967年开始尝试使用各种材料,1986年后涉及混合媒体和材料装置,例如老照片、橡皮泥、蜡烛等。他也尝试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如照片、电影、视频等,来寻求情感的表达。其作品主题多是关于童年回忆、大屠杀、死亡等。2016年波尔坦斯基曾到上海出席活动,讲述自己的创作经历。

[2] 生命记录:lifelogging,是通过佩戴生命记录仪来捕获和存储个人日常生活体验的一种记录方式。生命记录仪包括生命记录照相机、谷歌眼镜、运动追踪器等。以生活记录照相机为例,相机由记录者本人佩戴,每30秒拍摄一张照片,并按顺序自动存档。这些数据或可进行实时网络直播,也可通过USB接口将所有照片上传电脑并发给云计算服务器,以便使用软件按照照片的位置、时间和日期进行查看或分享。这项技术主要有两种功能:第一是记忆备份,像摄像机一样将一个人看到的影像记录下来,以便日后获取。第二,它使得生命体验的分享和汇聚成为可能,记录者可以更好地与家人、朋友、同事进行互动。

[3] 波尔坦斯基曾有一系列早期作品《喜剧小品》,由一些黑白照片组成的一出出小戏,这些连续的照片伴有图解文字,戏中他重新演绎了孩童时代的场景。他穿着同一件深色服装,戴上帽子扮演父亲,头上插一朵纸花扮演母亲,拄拐杖的是祖父,拿起十字架就成了神父,卷起裤管并把衣服拉到脑袋上就是孩童时期的自己。这些作品不仅是艺术家对自己的童年进行某种自传式再现,也是试图唤起观众心中相类似的回忆,从而激活一种“共同的记忆”。

[4] 沃尔什,David Walsh,出生于澳洲的塔斯马尼亚岛。是职业赌徒,非常富有,近年投资了1亿8千万澳元在他的出生地建了一座巨型私人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Old and New Art,免费对外开放。

[5] 《波尔坦斯基的档案》是1988年波尔坦斯基举办的一个展览,展出了他收集的自己从19651988年的个人照片、艺术作品的照片、信件、各种文件等,共计有2千多份。

[6] 戈登·贝尔:Gordon Bell,生于1934年。曾在上世纪60-80年代从事小型机开发,被誉为“小型机之父”,是美国国家工程院、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91年曾获美国国家技术奖。以他名字命名的“戈登·贝尔”奖是超级计算机领域的诺贝尔奖。尝试“我的数字生活”项目时任微软公司旧金山实验室首席计算机科学家。

[7] 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1890-1974,是二战时期美国最伟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之一。战时创立的美国科学研究局,对美国取得二战胜利至关重要,当时几乎所有军事研究计划都出自于布什的领导。同时他也是模拟计算机的开创者,后来许多计算机领域的先驱都从他那篇具有理论时代意义的论文《诚如所思》(As We May Think)中得到启发。他被称为“信息时代的教父”。

[8] 凯利,Kevin Kelly,出生于1952年。是下文提到的《连线》杂志的创始主编,被誉为硅谷最著名的预言家和思想者,曾预测社交网络、云计算等的出现。2007年他与同为《连线》杂志编辑的沃尔夫提出了“量化自我”的概念。201012月,凯利写于1994年的新书《失控》中文版出版发行,他受邀来到北京做了为期一周的对话、演讲和发布会,在互联网和媒体界引发轰动。

[9] 连线(Wired)杂志,世界著名科技类月刊,隶属于美国期刊巨头康泰纳仕集团,1993年创刊于美国。是一本从人的角度探讨技术的杂志,关注技术对政治、文化、社会和伦理道德带来的冲击,被誉为极客的圣经。其文章主题涵盖了几乎所有方面的技术,例如美国政府诉微软垄断、知识产权、数位时代的思考等。

2018-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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